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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利，中国方面扩大外汇买卖差价幅度。
英美两国对于法币挂钩英镑和美元自然很高兴，当然在中间，两国也出力颇多。英国为了让法币纳入英镑体系，提供了500万英镑的低息贷款，美国方面也没落后，也提供了4000万美元的贷款，支持中国的货币改革。
中国在货币改革中靠拢英美，日本人自然不乐意，反而利用种种卑鄙手段，阻挠中国货币改革，破坏中国金融货币体系。但由于这个时空白银外流浪潮，还没有真正的爆发，日本对于中国的影响力也还在东北，所以并没有阻止中国的货币改革。
同月，中央政府宣布了拥有法币发行权的银行，分别是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。
中国农民银行由豫皖赣三省农民银行改组成立，实际控制权在系手中。为了弥补李恪在货币改革中做出的贡献，老蒋示意李恪推荐一家有实力的银行，作为拥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之一。
为了让自己在货币改革中获取更大的利益，李恪撮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、浙江兴业银行、西南银行改组成为中国工商银行，总部设立在上海。改组后的中国工商银行实力大增，能跟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媲美，远超中国农民银行，并且还获得了货币发行权。
除此之外，在李恪和宋子文的联合倡议下，成立货币监督委员会，置于行政院直辖，负责制定和监督货币发行。李恪之所以这么倡议，是因为他知道法币在历史上怎么消失的，就是在抗战后因为没有监管，加上财政入不敷出，就大肆发行货币，最后导致法币严重的通货膨胀，造成经济崩溃。
第一批法币的发行总额为1亿元，五家银行的发行份额皆相同，以后的发行根据实际情况，确定新的发行份额。
李恪之所以大力提前推行货币改革就是打算把金属货币集中起来。虽然他知道则可能会引发不少问题，但现在国内白银已经开始出现外流，要是政府不阻止，肯定会造成经济崩溃。而且两年后的白银法案要是如期实行，那么拥有众多白银储备的中国，也能趁机换来不少外汇，稳定法币的发行基础，也免得这钱被外国人和不法分子给赚去。
对于中央发行法币，各个省份虽然都不反对，但也不都是支持态度。例如两广、云南、四川，还有西北等省，依然我行我素，继续发行原有货币。对于这个，中央知道也无可奈何，所以也就装作没看见，谁叫这些现在不是被中央控制的呢！
在缓和了跟日本的紧张关系后，国民党中央便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红军身上。
5月3日，汪精卫在洛阳召开中央会议的时候，在大会上借口红军在淞沪抗战期间，进攻中央军队，指责gcd是日寇帮凶，国之大患。
5月8日，作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在北平外交大楼接见新闻记者，以江西和鄂豫皖红军在淞沪抗战期间，不仅不支持抗战反而攻击援军为借口，说：“中央认定不‘剿共’不能抗日，顾派蒋委员长何应钦部长担任剿匪工作，努力进行，务期消灭。”
5月12日，老蒋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，准备对鄂豫皖红军进行第4次围剿。老蒋自任鄂豫皖湘四省剿匪总司令，指挥左中右三路大军，共40万军队，围剿鄂豫皖红军和湘西红军。
为了把势力伸入湖南，钳制何健，老蒋在李恪的建议下，重新启用薛岳，任命其为第5军军长（张治中的第5军已经取消编制），率领部队进入湖南，配合何健部围剿贺隆部红军。
对于这次剿共，李恪以第2军因参加淞沪抗战，元气尚未恢复为由，拒不参加此次围剿作战。老蒋也知道第2军损失是比较大，便同意了李恪的建议，便让第2军留守后方。不过除了第2军4个师和第9军的郝梦龄师，驻鄂绥靖公署旗下的其他部队尽皆投入此次剿共作战。
对于这次围剿鄂豫皖红军，老蒋是势在必行，亲自率领30万军队进行围剿。而李恪则是忙着新川汉铁路的修建工作，对于这次剿共，也只是作为看客，并让汤子模代自己指挥驻鄂军队。
自从淞沪抗战结束后，再听了李恪的夺川大计，老蒋就就督促行政院那边同意新川汉铁路的修建计划。由于这条铁路，政府出资不多，所以汪精卫这才批准这条大动脉的铁路修建。
由于襄阳至重庆段的铁路路线正在勘察，而襄阳至武汉的铁路路线基本敲定，所以将先修襄汉铁璐。